作为作者的杜琪峰已经被讨论得过多，而「杜琪峰」这三个字作为某种符号，也在被「封神」之后面临着新的探讨和重构。
新加坡学者张建德在其专著《杜琪峰与香港动作电影》中，将「杜琪峰」做「作者」和「类型」的交叉，主要研究分析了动作片框架内的杜琪峰电影，为学术界的「杜琪峰研究」建立极好的样板，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正是「杜琪峰电影」不断的求新求变，让我们发现探讨和言说的不够，当合拍片时代的杜琪峰带着你以往无法想象的元素和场景出现在内地大银幕上时，「作者」和「港味」都面临着全新的定义。
杜琪峰
除过合拍片，我们甚至发现，在「黑帮片」这种貌似在「警匪」和「动作」下的「亚类型」中，杜琪峰甚至没有很好的被探讨。
而放眼香港电影，盘点香港黑帮电影，在笔者目光所以范围之内，最严格意义上的「黑帮片」，当属杜琪峰的《黑社会》和《黑社会2：以和为贵》，而拍黑帮题材、黑帮生活或黑社会分子，也几乎只有杜琪峰的这两部电影可以「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可以代表香港，在世界范围内的「黑帮片」中占得一席之地。
所以，对两部《黑社会》的重读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再次指认杜琪峰的作者身份，以及香港黑帮电影的独特之处。
黑色的历史：香港黑帮片与杜琪峰
在《黑社会》之前，香港黑帮电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也形成了及其丰富和宝贵的资源。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影片依然是在警匪片或者动作片的框架之下进行讲述，只不过主人公被置换成黑社会分子，影片的矛盾冲突围绕着正义的黑社会人物和邪恶背叛的黑社会分子之间的正邪二元对立展开。在情节的进展、矛盾冲突逐渐激化的过程中，这些影片凸显出「正义战胜邪恶」的终极命题。
在这个意义下，以吴宇森动作枪战片为代表的「英雄片」几乎奠定了此类黑帮片的叙事样板。之后以《跛豪》、《岁月风云之上海皇帝》等片为代表的「枭雄片」，则在此基础之上加强了对于黑社会头目个人魅力、人生哲学的描述，颇有些古典好莱坞时期强盗片的风格，但也由于把主要笔墨集中于单一的「枭雄」而让影片更贴近于一种「成功学」的表述。
《岁月风云之上海皇帝》
进入1990年代，王晶、文隽和刘伟强共同打造的「古惑仔系列」也许是较为标准的青少年黑社会题材的影片。
与之前的「英雄片」和「枭雄片」相比，「古惑仔系列」电影较为详尽地描绘了青少年黑社会的运作机制、人物群像甚至青年亚文化形态，然而究其内核，依然逃不过传统意义上的正邪二元对立模式，去讲述一个黑社会成员内部「好人」终将战胜「坏人」的故事。
直到进入「97」这一时间维度和话语体系之后，「黑社会」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才好似有了新的被讲述的空间，而这恰好与杜琪峰本人及银河映像的创作转向高度契合。
纵观杜琪峰的电影创作，大致上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艺城时期」，主要拍摄了一系列诸如《七年之痒》、《八星报喜》、《吉星拱照》之类的喜剧片。
《七年之痒》
第二个时期我称其为「类型杂糅时期」，这一时期香港电影由黄金时期开始走向衰落，杜琪峰辗转于「邵氏」、「大都会」、「东方」、「永盛」等公司，拍了各种类型的影片，其中不乏和周星驰合作的卖座喜剧，风格上更加突出的则是《东方三侠》这样的类型混杂的影片。
《东方三侠》
第三个时期是杜琪峰个人风格的形成时期，随着「银河映像」这个厂牌的建立，杜琪峰和银河创作组开始找到方向，制作了诸如《一个字头的诞生》、《两个只能活一个》、《非常突然》等带有典型黑色风格影片，而这些影片再次将「黑帮题材」拉入我们的视线。
《非常突然》
第四个时期是杜琪峰和「银河映像」的「双足路线」时期，一方面拍摄卖座的爱情喜剧，另一方面继续探索自己的作者特质，并将它推向一个极致，拍出《大块头有大智慧》、《黑社会》、《黑社会之以和为贵》、《放·逐》、《大事件》等片，获得作者身份的进一步认证。
《大事件》
第五个时期，是杜琪峰的「合拍片时期」，在此之前，杜琪峰的动作类型电影发行到内地，通常为了通过审查、适应内地市场而剪成不同的版本进行放映，合拍片开始，意味着他的「北上之路」才真正开启。在不断进行着的拍片实践中，杜琪峰也在逐渐找寻着内地市场「卖座」与「港味」的共生法则。
《三人行》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黑帮片」虽然在杜琪峰的创作生涯并不能算一个特别突出领域，但却是他本人风格转型及拔高的最关键切入点，下面就以两部《黑社会》为例，来探究杜琪峰的黑社会世界的不同之处。
重构香港本土文化
在两部《黑社会》中，杜琪峰致力于重新构筑香港的黑社会文化，以及这种黑社会文化背后理应被重新写就的香港历史。
两部黑社会，围绕的实际上是一个中心的叙事动机，那就是定期举行的黑社会内部话事人选举，所谓话事人，即团体中的主事者，集体利益的代表者。
不同于科波拉式的家族黑帮，也不同于斯科塞斯的社区黑帮世界，杜琪峰讲的，更多的是沿革下来的帮会组织，一方面因为历史悠久而拥有严密的制度、明确的仪式和符号（关公），另一方面也因为社团成员利益不同、野心不同而不如家族黑帮那般有着紧密的联系。
《黑社会》
这种「香港式」的黑社会文化，其实代表的恰恰是传统和现代的两面，传统文化告诉你有规则要尊敬元老，但现代社会又跟你讲要竞争，于是，就有了分歧。
在《黑社会》中，洪门的话事人选举不但在黑帮世界引起了波澜，在所谓和黑帮势不两立的警察世界一样人人知晓。
然而，饰演警官的姜大卫在片中说了一句「黑社会选话事人，比香港选特首还要早一百年」，一语道破天机，也就是说，在香港本土文化的范畴内，和社会的组织秩序不但超出了法制，更远远超越了「香港回归」这一重大的变革。在这里，杜琪峰已经巧妙的将以往黑社会是「犯罪组织」的戏剧化、常态化命题，上升到了社会文化的层面，可以说开启了香港黑帮片不一样的视角。
《黑社会》
黑帮片当然要有仪式感，为了强化《黑社会》代表的香港本土文化，杜琪峰当然使用了大量仪式化场面来对香港的黑帮文化做一番解读，这在香港的黑帮片序列中，也可以说是最为完整且具体的一次展示了。
在《黑社会》第一部中，杜琪峰为情节、人物关系的展开设置了重要的道具线索：龙头棍。这一重要的道具成为权力的象征和文化上的符号，即使大D和阿乐为了话事人之位用尽各种手段，大开杀戒，欺师灭祖，但都无法忽略龙头棍的象征意义，即使已经在竞选中胜出，还是要动用各种力量拿到实物。可以说，第一部中，杜琪峰几乎用龙头棍这一意象，构筑出了香港黑帮文化的亮点。
《黑社会》
第二部《黑社会之以和为贵》中，仪式化特征走的更远，尤勇饰演的内地公安，同时也出现在过去时空中，带领和联胜的兄弟歃血为盟，诵读帮规，这一幕不但在片中有着很强的象征作用，更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仪式感和文化诉求。虽然和第一部比这种诉求显得略有些生硬，但毕竟强调了香港黑帮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社会文化形态。
《黑社会之以和为贵》
政治生态与庸常生活
两部《黑社会》之所以在「香港黑帮片」这个范畴之下是「高级」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杜琪峰表面上讲「黑社会」，实际上是在讲「社会」。正如前文所述，古老的黑社会内部的宗法体系遇到现代社会的文明，二者发生了冲突和碰撞，于是个人利益占了上风，个人的价值和幸福指数决定了行为和做法。
在这个意义上，《黑社会》第一部在大D和阿乐的竞选上，对政治做出了某种隐喻，在这里，大D和阿乐用一种近乎于直白的方式把「选举」这件事作了泛化的表达。
《黑社会》
他们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当选而进行的一系列诸如游说、威胁、暴力、杀戮等各种手段其实是放大了的政治，是没办法放在台面上的政治，虽然在这里杜琪峰还没有对这种政治做过多详细的解读，但这样反而形成了某种普世化的意义。
当然，杜琪峰的两部《黑社会》由于在题材的表现范围上过于敏感，在内地上映时都做了一些修剪，这些修剪过的部分则体现着杜琪峰对于香港与内地关系的独特见解，也延续着银河映像「97」以来一贯的文化认知，更被看做是杜琪峰「港味」的某种表征。
与第一部相比，《黑社会之以和为贵》走的更远，在延续着「话事人选举」这一最基本的叙事动机的基础上，它让黑社会内部的权力更迭有了新的意义。
《 黑社会之以和为贵》
第一部中古天乐饰演的Jimmy仔在社团中可能代表了新一代黑社会分子的行为和哲学，他不像大D和阿乐对于权力有着那么强的欲望，他只想赚钱，把自己手头的生意做大，他甚至会在大学旁听课程，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然而，对于话事人似乎没有兴趣的Jimmy却在单纯的「赚钱」的路上遇到了阻碍，如果他要进入内地市场，拿到某些权力，就必须当上话事人，于是新一轮的竞争再次开始。
第二部中，杜琪峰对于暴力的表达更加出位，其中Jimmy砍人喂狗的一场就被渲染的极其阴冷残酷。影片的结尾，Jimmy用了比阿乐还残酷十倍的手法将阿乐杀死后，终于当上了话事人，但殊不知，自己却成了内地的棋子，对于尤勇饰演的公安来说，黑社会的话事人同样重要，让自己信任的人当选更有利。
《黑社会之以和为贵》
当然，从电影呈现的角度，这样的做法由于过于直白而是掉了很多美感和更深刻的隐喻，同样也使得第二部在艺术成就上大打折扣。
除了政治生态的隐喻，杜琪峰更是通过黑社会这一相对而言比较「猎奇」的题材去书写香港民众的日常，所以在「黑社会日常化」这一领域，《黑社会》堪称香港黑帮片的楷模。
片中，阿乐这个人物在表现黑社会日常方面颇具代表性，他不再是以往打打杀杀，把兄弟义气挂在口头的黑社会分子，也不是把极端膨胀的个人欲望表现出来，为了某种目的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人，更不是有着某种英雄情结与黑社会内部的不义者对抗的人，阿乐更像是香港民众中的最普通一员。
《 黑社会之以和为贵》
他过着上班下班一日三餐的生活，形象普通言语温和，送儿子上学放学，甚至为了儿子被老师叫到学校接受批评。这样一种「黑社会的日常」彻底超越了香港黑帮电影以往的描述，也就更能体现出黑社会文化对于香港的形塑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阿乐身上，杜琪峰还几乎表达了《黑社会》两部中最绝望的东西：人性中的残暴在阿乐的儿子丹尼身上所蔓延，黑社会文化在不成熟的香港青少年身上产生的影响。目睹了父亲用大石头砸死大D，又眼看着父亲追杀大D的妻子，丹尼的童年时代已经被改变，被逼着过早的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
人物群像与多声部叙事
《黑社会》大概是香港黑帮片中少有群像电影，当然《古惑仔》系列中刘伟强、王晶和文隽也塑造了围绕在正义主人公陈浩南周围的山鸡、巢皮以及靓坤、大飞等鲜明的人物形象，但是这些形象毕竟是带有很强漫画感的，比较夸张，也比较容易成为青少年追捧的偶像，以至于变成文化符号。
相比之下，《黑社会》中的人物更贴近于真实的「人」，在影片开始的一场戏中，杜琪峰就在一个颇为暗的环境里，用流动的镜头带出了本片的群像特征，麻将馆的空间有助于揭示黑社会内部成员的关系以及他们和主流法治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
《黑社会》
接下来，影片围绕「话事人选举」这一叙事动机，组建了由大头、师爷苏、东莞仔、Jimmy、飞机构成的阿乐一方的团队，随着龙头棍的交接，由各组人马分别接管故事，这些人物的性格也得以慢慢彰显。
其中，林雪饰演的大头在与东莞仔对峙时，舍命护住龙头棍，不断在背诵帮规，体现出帮派规矩对于他的影响，以及在这个时候团队组织的重要性。
《黑社会》
Jimmy和飞机本身互不相识，却都在为阿乐做事，在保护龙头棍的过程中才逐渐结成同盟，虽然相对于Jimmy来说，飞机属于次要角色，但杜琪峰还是通过诸多细节把此人忠心、斗狠的性格展现的淋漓尽致。
《黑社会》
张家辉在后来凭借《证人》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上台领奖时曾说，感谢王晶、感谢杜琪峰，可见杜琪峰在两部《黑社会》和《放·逐》中对张家辉的使用，对后者的演技提高给予了很大的空间。
《黑社会》
张兆辉饰演的师爷苏虽然戏份不多，但却是串联两部影片的重要人物，为Jimmy的人物人物转变和第二部中重要的政治隐喻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王天林饰演的邓伯也是《黑社会》系列中最重要文化符号，在文本内，他代表着传统和秩序，大D将他踢下楼，意味着对某种底线的突破，在文本之外，王天林与杜琪峰的师徒关系也从另一个角度呈现着杜琪峰内心对一些价值的坚守。
与相对于规整的第一部相比，《黑社会2：以和为贵》在叙事上稍稍偏离了群像的塑造和围绕一个中心事件进行多声部叙事的路径，而是围绕「话事人选举」组织了阿乐、Jimmy和东莞仔三组人马来进行争夺。
《黑社会之以和为贵》
影片的叙事动机是三方势力的变化和角逐，以及不断激化的矛盾和不断升级的竞争，在人物性格上略显单薄，而阿乐与Jimmy的性格对比，也远不如第一部中阿乐与大D的对比来的更加鲜明，过于简单。但不管怎样，杜琪峰通过两部《黑社会》已经完全建立了叙事和人物上的标准和杜氏黑帮片独有的仪式化特征，和他其他的黑色警匪片不谋而合。
现代语境中的权力命题
两部《黑社会》，一言以蔽之，权力，杜琪峰通过对于权力的深刻描述让自己的黑帮片有别于之前所有的香港黑帮片。
一如《好家伙》之于《教父》，如果说后者是科波拉代表传统和经典进行的黑社会文化表达，那么前者就是斯科塞斯式的现代黑社会哲学阐述。
《好家伙》
在传统的命题之下，也就是《教父》式的黑帮文化中，人固然对权力有所期待，但获得权力之后，要面对维护家庭秩序的巨大责任感，于是铲除家中的不安定因素就成了理所应当的必然。
而在斯科塞斯《好家伙》的现代命题中，他则告诉你，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坚守到信念，人人只求自保，个人利益大于天，只要能全身而退，就没有什么所谓道义真理。
杜琪峰的两部《黑社会》更贴近于斯科塞斯的阐述。片中，无论是阿乐、大D、还是Jimmy、东莞仔，都对权力有着不同程度的迷恋，谁得到话事人的头衔，不但意味着掌控了社团内的话语权，更代表着金钱和地位。
其中，阿乐是最能传达这一命题的典型人物，第一部里，阿乐和大D是话事人最有力的竞争者，大D将自己所有的欲望展示出来，急躁、暴虐、冲动，而阿乐则沉稳、淡定、洒脱，不但将自己的意图掩盖起来，还颇具有拉拢人心的能力，为自己组建了心甘情愿付出的团队。
《黑社会》
大D的人生哲学极其简单，如果不能当话事人，自己的利益则会大大削减，而阿乐则用了一套现代社会的说辞来试图讲和，即，利益共有，互惠互利，自己当话事人，会合理的协调各方利益，于是，在利益面前二人达成了和解。然而，当一切尘埃落定，影片的结尾，阿乐和大D坐在一起钓鱼，大D无意间提起「双话事人」的可能性，阿乐没有任何迟疑就用石头砸死了他，随即追杀了大D的妻子。
《黑社会》
这一场戏，杜琪峰的处理及其写实，几乎是以不加修饰的旁观视角来呈现，其残暴程度也得以最大程度上的彰显。于是，我们发现，现代命题不是欲望外露的大D想要当话事人的野心，而是看上去「没有欲望」的阿乐心内对于权力的极度迷恋。
第二部中，阿乐对于权力的迷恋延续着，以至于触碰底线，杀死邓伯，但最后被更为狠毒的Jimmy取代。正如上文所言，香港黑帮片的传统价值是固定在「好」与「坏」的既定认知上，不管他是不是黑社会团队中的一员，只要他「好」就可以作为正面人物所存在。
《黑社会之以和为贵》
但在《黑社会》系列中，可能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每个人都依照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行动，个人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一切，而对权力的迷恋，或因为人性中的贪念，或因为利益的驱动，更或是因为求生存求发展的被迫无奈。这种模糊了好坏界限的价值观设定，也许恰恰击中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最阴暗的部分。
